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1篇

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1篇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心得体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1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心得体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第一条，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谈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时，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对我们党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于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巨大深远的意义。

　　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曾有二三百个政党。这些政党几乎都宣称救国救民，但后来绝大多数烟消云散，为人民所抛弃。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努力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党、政府和军队高度廉洁，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各民主党派也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取得了重大的执政成就。政治上，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中国人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经济上，恢复被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严重通货膨胀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外交上，不承认旧中国签订的

　　【心得体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一切不平等条约，外国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享有的不正当权益尽数消除，“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实现“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的突破，奠定了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主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国防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有些国家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历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过去五年党的领导显著加强。但是，过去若干年，由于多种原因，在不少地区和部门出现了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问题。因此，十八大之后，总书记一再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经过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懈努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

　　第一，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前提。在过去的五年中，总书记充分展现了忠诚、责任、担当、智慧。对人民忠诚，

　　【心得体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把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恪尽责任，直面各种困难挑战;敢于担当，不惧任何风险压力;富有智慧，善解治国理政难题。

　　第二，强调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增强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自觉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第三，制定和修订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纪处分条例、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提供了制度和体制保证。《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同级各个组织中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领导、向同级党委负责，重大事项和重要情况及时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

　　第四，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强调巡视主要是政治巡视，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使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了强有力的纪律支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把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

　　【心得体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领导，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全党令行禁止等列为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更加鲜明地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一是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崭新论断，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地位，党与其他组织以及各方面力量的关系。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从历史选择、执政成就、民主选举、宪法依据等，我们党都有理由理直气壮地这样阐述和坚持。

　　二是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报告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是提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总书记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他

　　【心得体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提出，要增强学习本领，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增强驾驭风险本领。总书记提出要增强的这八个方面本领，适应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要求，符合党员领导干部的实际。

　　

　　

篇二：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

　　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等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等12人。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是与全党的整风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期长达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六届七中全会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党的七大作准备，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1944年5月21日，全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

　　团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提出关于处理党的历史问题的六条原则和指导性意见，通过了七大的议程及各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及公开演讲——周恩来。

　　6月5日，全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确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11月9日，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赫尔利谈判的问题。12月7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周恩来报告与***谈判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12月9日，举行第五次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

　　题。1945年2月18日，全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谈判情况的报告。3月31日，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4月20日，举行第八次会议，任弼时代表全会主席团讲话，指出历史决议主要是说六届四中

　　全会至遵义会议的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与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这次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朱德准备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原则通过了**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2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时，即成立了由任弼时主持，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字斟句酌，呕心沥血。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参与了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工作。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使七大能集中精

　　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而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历史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

　　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

　　胜利结束，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P

　　

　　

篇三：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八十年的实践还启示我们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二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江泽民发表了一次意义深重的讲话。

　　首先阐述了在党成立的这80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这是对党在过去80周年的工作的一个全面深刻的阐述。80年前,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社会动荡,这时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困境。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经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斗争和探索一次一次地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但也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时,十月革命使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了,从此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首先,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其次,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们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我们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80年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必须以人民为本,坚持为群众谋利益;必须不断建设党,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

　　其次,为完成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

　　二:江泽民首先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江泽民总书记开始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江泽民说,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们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我们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江泽民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八十年的实践还启示我们,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江泽民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第二部分强调,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江泽民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江泽民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江泽民强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江泽民指出,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的第三部分强调,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江泽民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江泽民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江泽民说,伟大的事业需要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在谈到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时,江泽民说,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大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江泽民强调,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江泽民总书记强调,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江泽民说,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骄不躁,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发工作。江泽民指出,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江泽民指出,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已经载入史册。在我们的前面,还有更长的道路要走。认识真理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全党同志都绝不能固步自封,绝不能畏惧艰险,必须紧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我们伟大

　　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

　　(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江泽民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们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我们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八十年的实践还启示我们,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二)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按照“三个代表”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

　　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大家必须牢牢记取。全党同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为我们作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马克思、恩格斯广泛研究前人的思想材料,批判地吸取前人的思想成果而形成超越前人的学说,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创建了科学的思想体系。列宁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成功,并且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伍。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四)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在新的形势下,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不断增强国防实力。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注重质量建设,实行科技强军、依法治军,努力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要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完善国防动员体制。要不断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

　　五:

　　(一)江泽民首先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江泽民总书记开始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江泽民说,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们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我们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我们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江泽民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八十年的实践还启示我们,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二)江泽民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第二部分强调,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江泽民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江泽民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江泽民强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江泽民指出,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三)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的第三部分强调,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江泽民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江泽民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江泽民说,伟大的事业需要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在谈到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时,江泽民说,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

　　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大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江泽民强调,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江泽民总书记强调,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江泽民说,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骄不躁,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发工作。江泽民指出,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江泽民指出,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已经载入史册。在我们的前面,还有更长的道路要走。认识真理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全党同志都绝不能固步自封,绝不能畏惧艰险,必须紧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六: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读《江泽民中共建党八十周年讲话》有感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主要包括了四方面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历史任务而奋斗。系统总结了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更加强调了我党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两大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明确指出了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观点。该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也郑重地告诫全党并向世人宣示:总结80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讲话中创造性提出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细细想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路程已经走过80个春秋。尽管80年的漫漫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很短的瞬间,但对于一个政党组织来讲已是一个悠久的历史记录。在过去的世纪里,中国共产党勇于面对时代和形势的挑战,以极大的勇气克服了重重困难,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放眼当今世界,20世纪初年与我党前后相继成立的政党组织,仍然在国家政坛上发挥重大影响的已不多见,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仍然领导国家建设的更是罕见。我党作为建党80年、执政50多年的大党,至今仍保持了强劲的活力,以蓬

　　勃的生机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把握时代潮流,把握发展规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基本经验就是始终如一地忠诚实践“三个代表”。

　　坚持“三个代表”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是以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党领导人民改革开放,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积极探索,我们党已经找到了一条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康庄大道。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激发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先进的要素和力量,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建党宗旨,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群众路线历来是我们事业发展成功的力量之源。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依靠人民群众,代表人民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倾力支持。在和平建设时期,虽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大大改变了,但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仍然是我们党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新世纪的征程中,只要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一定能永葆生机与活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中实事求是,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善于寻找和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来开辟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局面。80年的实践说明,什么时候党的建设理论正确,党的队伍就迅速壮大,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的建80年的实践还说明,设理论发生了失误,党的队伍就受损失,党的事业就遭挫折。党的建设理论上的每一个进步,每一次创新,都使党的队伍面貌一新,推动党的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就如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李忠杰所说,80年来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说到底,都是围绕“三个代表”;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根本上也就在“三个代表”;党的一切活动、一切事业,甚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都在于“三个代表”。“三个代表”从根本上揭示了80年来我们党革命、建设、执政、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党发展壮大的最深刻根源。庆祝建党80周年之时,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巨大现实作用,也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宝库的新贡献。她带给我们党新的生机、新的活力,带给党和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无限光明的前景和发展的潜力。

　　世纪之交,一个严峻而迫切的问题摆在面前:我们的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三个代表”回答了这一时代课题。“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1世纪,机遇与挑战同在。时代在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内容在不断地丰富,改革开放的大业正处于关键阶段,所以,党仍然面临着艰巨的考验和挑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站立于时代发展的潮头,坚持拓创新,与时俱进,反对自满和停滞。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有力地发挥执政党领导核心的作用。在新的世纪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使我们党和国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的压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国家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和人们择业方式、活动方式、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使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课题。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的大竞争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行“分化”、“西化”。而在我们党内,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少数党员信念动摇、作风漂浮;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腐败

　　变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摆在全党面前: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江泽民同志总揽世纪风云,站在党的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历史高峰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意义深远。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只有三句话,但却全面涵盖着江泽民同志一系列重要思想,凝聚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的成果。它是我们党对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对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新要求,是我们面向新世纪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充分地体现了党对时代发展出的重大考验和挑战的深刻思考。“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党对新形势下挑战的战略回应,在新的世纪对全党具有深刻而长远的指导意义,是新的世纪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指针。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在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中,牢牢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为实现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

　　

篇四：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8页）（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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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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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⑴和罗章龙⑵、张国焘⑶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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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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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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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⑷。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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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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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⑸，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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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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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

　　“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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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⑹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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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⑺、李求实⑻、何孟雄⑼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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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⑽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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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⑾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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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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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⑿，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⒀，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⒁，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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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⒂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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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⒃。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⒄；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⒅；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⒆。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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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⒇，在六个条件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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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21)，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22)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23)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24)。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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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25)。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6)。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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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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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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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27)；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28)。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29)。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30)。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31)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32)，“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33)。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34)的策略原则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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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35)；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36)。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37)。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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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38)。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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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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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9)；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40)；“诱敌深入”(41)；“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42)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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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3)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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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44)。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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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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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四）在思想上：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

　　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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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5)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46)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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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47)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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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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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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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48)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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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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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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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49)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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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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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注释〔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注〔4〕。〔2〕罗章龙，一八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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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4〕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2〕。〔5〕一九三○年八九月间，红军第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当时因国民党军筑垒死守，又有飞机和军舰的援助，红军久攻不克，而敌人的援军已日渐集中，形成不利形势。毛泽东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接着又说服了干部放弃夺取中心城市九江和攻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见，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使红一方面军获得很大的发展。〔6〕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同李维汉主持召集八月七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他在担任中央领导工作中曾经犯过“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他同周恩来主持召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执行。但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从这时到一九三三年的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红军主力长征时，他被留在中央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六月十八日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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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福建长汀。〔7〕林育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北黄冈人。中国共

　　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8〕李求实（一九○三——一九三一），湖北武昌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七年青年团的第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南方局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等职。一九二九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创办党报《上海报》。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9〕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10〕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一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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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四月八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11〕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

　　〔12〕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13〕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14〕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15〕参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207、259—267页）和《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495页）。〔16〕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17〕见本书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质问题》部分。〔18〕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3页）。〔19〕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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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

　　〔21〕参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7〕。〔22〕见本书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2〕。〔23〕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24〕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5〕见本书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26〕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98—99页）。〔27〕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和策

　　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147页）和《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见《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页）。

　　〔28〕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7页）。〔29〕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8页）。〔30〕见《井冈山的斗争》（本书第1卷第59页）。〔31〕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5页）。〔32〕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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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本书第1卷第192页）。

　　〔34〕见《论政策》（本书第2卷第764页）。〔35〕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36〕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37〕以上三段引文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8、30页）。〔38〕罗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时，曾经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夸大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9〕“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以后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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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本书第1卷第104页）。〔41〕见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42〕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43〕见《论持久战》（本书第2卷第500页）。〔44〕即古田会议决议。本书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45〕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46〕见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47〕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48〕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五——一八八一）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49〕见《学习和时局》（本卷第938页）。（注：文献中的黑体字是王知宇加的，200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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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⑴和罗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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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张国焘⑶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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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⑷。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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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⑸，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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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⑹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⑺、李求实⑻、何孟雄⑼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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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⑽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⑾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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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⑿，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⒀，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⒁，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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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⒂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⒃。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⒄；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⒅；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⒆。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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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⒇，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21)，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22)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23)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24)。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25)。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26)。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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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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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27)；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28)。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29)。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30)。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31)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32)，“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33)。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34)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35)；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36)。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37)。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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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38)。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9)；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40)；“诱敌深入”(41)；“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42)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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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拚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3)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44)。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5)和“为着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领导，必须预见”(46)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47)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48)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49)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篇六：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决议心得体会

　　回首一百年弹指一挥间，正是一百年来一代代__共产党人和革命先驱用行动践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我们党才可以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风险和挑战，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焦裕禄、王进喜、邓稼先、袁隆平这一个个党员先驱们的事迹时时刻刻证明只有勇担使命、践行初心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有强大的奋斗动力。作为企业员工，我们要继续沿着先辈们走过的路，接过前辈们的使命重担，在实际工作岗位中立足当前、立足本职、齐心协力、坚定不移的朝着公司的宏大目标奋勇前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两个决议），学习的目的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切实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两个决议，是我们党正确运用唯物史观总结运用历史的光辉典范。学好两个决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掌握__共产党既有苦难辉煌、更有伟大奇迹的百年史，进一步明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清主题主线，把握主流本质，从而做到以正确党史观来学习历史。要以学习两个决议为抓手，认真思考、细细品味、以学促知，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做到学史增信、学史明理。

　　一、学好两个决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____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

　　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通过学习两个决议，进一步领会和把握__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历经艰难困苦最终实现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的历史发展主题主线。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党的历史是__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党的历史铸就的精神谱系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员干部肩负改革发展重任，更要准确把握主题主线，重温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从而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历史观，做到重视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为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保持正确政治方向。

　　二、学好两个决议，更加自觉拥护党的领导、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论述了____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____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__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实事求是地评价了____同志在__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众所周知，两个决议之后，我们党分别迎来了新__成立和改革开放。这都是党的历史上重大历史性事件，无一不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到底、昂扬向上、逐鹿世界的斗争风骨和创造精神。两个决议是我们党运用唯物史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典范之作，在统一全党思想行动、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方面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在以____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要从两个决议中汲取营养，坚定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今年是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之年，是十四五开篇布局之年，党员干部务必要全面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安排，落实党的指示，以实际行动切实增强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三、学好两个决议，以更加昂扬进取的姿态办实事、开新局要通过学习两个决议，不断增强自身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要结合工作实际，落实办实事、开新局要求，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一要全力以赴做好经济运行和项目工作。要科学研判，准确把握经济运行面临的形势，集中更多的精力、投入更多的时间、采取更多的措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持续抓好农业稳产增效，充分发挥工业产业的增长稳定器作用，聚力发展非煤项目和新兴产业项目，大力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全面落实我市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行动计划。要紧盯项目建设，坚定不移把项目建设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要紧盯当前重点，扎实做好森林防火、生态环保、安全生产、民生稳定、国资国企改革、十四五专规编制等各项重点工作，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积极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要求。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办好全市十四件民生实事为抓手，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__共产党每次总结历史经验，尽管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但每一次总结历史经验，都是对历史的回望、对实践的思考、对规律的把握，都会产生三大积极效应：一是以历史经验为鉴戒，极大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党的团结，坚定了继续开拓进取的决心和信心；二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极大地深化了对__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__化，增强了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三是以历史经验为动力，极大地推动全党牢记初心使命，明确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形成了全党上下齐心协力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而不懈奋斗的政治自觉。

　　

　　

篇七：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XX职业学院教案

　　课程名称：政策与法律法规

　　课题（项目）3.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周次班级

　　1周2次2019旅游管理

　　授课时间授课地点授课教师

　　2020-2021学年第1学期

　　D406

　　教学资源教学内容

　　知识目标

　　课件、微课、学习通APP、微信等。

　　一3.、启中发国教共学产法党。的根民据族学复生兴的历展程示、二三讨、、论“新、两时点个代评一中等百国环年共节”产，奋党及斗的时目历发标史现使学命生

　　行为、思想、观念不当的教地学方目，标并

　　对其进行积极引导与启发，着力培

　　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分析能力；

　　4.合作讨论法。教通学过重难点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法学法

　　教法学法

　　1.问题教学法：教师设置思考问题，以问题为线索，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分析和解决问题。2.小组讨论法：以学生为中心，针对任务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学生自主活动，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学生对知识内容的掌握度。3.理论讲授法1.小组探究法：通过组内讨论学习，共同完成小组任务，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调动每位组员参与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求异思维，并培养团队协作的精神。2.自主学习法：学生在课前通过超星泛雅平台自主学习微课、完成课前测试等，为课堂学习储备知识。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课前导入

　　活动类型

　　教学活动学生

　　活动描述

　　1.通过学习通APP考勤2.点评上次课程的课后小测和历年真题中错误率高的题目。3.回顾上节重点内容

　　1.登录学习通APP进行签到。2.通过学习通APP完成课前小测。

　　1

　　学习（10

　　活3.反思不足。动根据自己课前测试的错误，反思自己课前学习的不足，重新思考测试错误问题的答

　　案，回答教师提问。

　　分钟）

　　教师理论讲解：知识点1

　　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历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我们党

　　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

　　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

　　教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我们党团结

　　活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

　　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

　　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

　　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

　　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

　　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

　　新

　　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课堂提问】：课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哪年？

　　学2.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历程是？教

　　生通过学习通抢答功能，第一名回答问题，如果第一名回答错误，邀请下一个名次的

　　活同学回答问题。回答正确每题加平时成绩1分，回其答错误0分。其他同学通过学学

　　动习通APP课堂提问模块线上答题，并获得相应的分数，系统会记录得分。作为期末

　　（70

　　成绩的平时成绩。

　　分钟）

　　教师理论讲解：知识点2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给党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必须紧紧围绕实现伟大梦想去进行

　　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党的十九大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

　　大事业、伟大梦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提出来，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明确了党在新

　　时代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引领全局的总蓝图、谋划工作的总坐标。

　　教

　　1.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学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

　　活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

　　动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

　　错误的。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

　　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

　　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更加自觉地投身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

　　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更加自觉地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一切

　　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

　　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党要充

　　2

　　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

　　2.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3.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历年真题】：

　　【2019年真题·多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既不

　　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

　　学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A.理论自信

　　B.制度自信

　　活C.思想自信

　　D.道路自信E.文化自信

　　动

　　通过学习通选人功能，第一名回答问题，如果第一名回答错误，邀请下一个名次的

　　同学回答问题。回答正确每题加平时成绩1分，回答错误扣1分。作为期末成绩的

　　平时成绩。

　　教师理论讲解：知识点3

　　三、“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

　　教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学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

　　活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动

　　1.第一个阶段(2020~2035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快建化。

　　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社会人民平

　　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

　　3

　　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经济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机制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2.第二个阶段(2035年~本世纪中叶)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年真题】：

　　1.【2019年真题·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A.正确

　　B.错误

　　学1.【2019年真题·单选】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生期。活A.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动B.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C.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D.全面建成社会现代化强国

　　）的决胜

　　教学

　　课

　　活动

　　程

　　小

　　结

　　（10学生分钟）活动

　　通过学习通选人功能，第一名回答问题，如果第一名回答错误，邀请下一个名次的同学回答问题。回答正确每题加平时成绩1分，回答错误扣1分。作为期末成绩的平时成绩。1.课堂总结对本课堂中重难点的掌握程度进行分析总结。2.课堂表现总结对开展情况、学生团队表现、学生学习态度等进行总结。3.让学生手绘思维导图

　　以“今天我学到了什么”为主题手绘思维导图。巩固课堂所学，增强对知识点的记忆。

　　1.总结反思对本堂课中知识点的应用掌握程度进行思考，对自己课堂表现进行总结提高。2.通过课后小测和历年真题，归纳总结本次课的相关知识，巩固所学的知识转化成自身的知识和技能。

　　作业布置完成学习通APP上课后小测和历年真题两个模块的内容。

　　4

　　教学诊改(实施情况、发现问题及改进

　　意见)

　　5

　　

　　

篇八：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法院干警学习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心得体会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恰逢其时意义深远

　　法院干警学习《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心得体会

　　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恰逢其时，意义深远。推进法治建设，需要法院干警继续深入学习和领会《决议》精神，重温历史，观照现实，着眼未来。

　　进一步强化坚守初心、一往无前的信念。风雨百年，沧桑巨变。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为更好地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发挥出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积极服务和助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紧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健全源头治理、多元化解等制度机制，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进一步激发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气魄。回望人民法院奋斗历程，各级法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动了人民司法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法院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要牢记国之大者，胸怀两个大局，找准司法精准发力的切入点、结合点。我们在审判执行工作中，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我们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努力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我们要用好司法案件的晴雨表，把普遍性问题分析得更及时更透彻，把应对措施筹划得更细致更全面，为党委政府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进一步清醒“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认识。人民法院被普遍认为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显示了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性，也反衬出源头上化解纠纷的多元主体力量始终没有充分发挥。实践中，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思维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全民法治信仰的树立仍需久久为功。为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强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思维，在各项具体工作中要牢牢把握分层治理的根本路径，进一步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在审判执行工作中，要主动发现法治体系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以改革思维、务实举措推动解决实践中的难点痛点问题，不断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不断提升服务法治实践的水平，从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交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篇九：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史学习体会2000字

　　我将在党员的引领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史的基本内容，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全面把握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篇章。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必须坚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部署；必须始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必须坚持真理标准。

　　一、在思想上，要树立政治意识，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重大贯彻力。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在全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切实把“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始终，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境界。要把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来抓。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并举，推动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要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检验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效。要加强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素质的培养和锻炼，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1、做好机关党建工作，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按照“以组织体系建设为核心，以支部建设为基础，以活动为载体，以制度为保障”的总体思路，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精神。一是加强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进行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做到上下贯通、执行有力。二是抓实抓细机关党建重点任务。全面贯彻党的建设工作方针，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完善党组织建设实施办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内监督常态化。2、深化机关作风建设，要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树立机关良好形象。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关作风，以优良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树立机关的良好形象。一是要树立政治意识，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二是要强化责任意识，增强履行岗位职责的自觉性；三是要改进工作作风，在改进工作作风上下功夫：一是要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着力解决基层困难和问题。3、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强化理论武装，夯实理论功底。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党员干部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不断增强党的意识。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抓好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各项工作，不断增强自身廉洁从政意识。4、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纪律规定，时刻牢记党的宗旨意识，牢记党的纪律规矩界限在哪里，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政治规矩，做一名政治上清醒的明白人，做到对党忠诚老实，决不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坚持严管就是厚爱，对领导干部应多一些宽容、多一些理解。对一般党员干部更要多一些关心、多一些爱护，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地位观原则。在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在行动上，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回顾历史长河中我们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光辉历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我们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工作中做到求真务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积极进取，不断开创公司新局面。

　　1、提高政治站位，在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见真章，知实情，出实招；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我们要以对党忠诚为重。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的各项决策部署。要强化对“国之大者”的认识。在工作中始终坚持群众观点。2、坚持问题导向，对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早研究、早解决；对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早处理、早整改；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公司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做到心中有数。3、强化组织领导，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坚持把“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执行好、落实好。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到实处。加强对党员干部思想状况、工作作风的监督检查考核考评工作。4、加强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和协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落实好“三重一大”制度。全面从严治党责任。5、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工作着力点放到企业可持续发展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人民。”“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内，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与发展，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和全局观念，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和x公司经营管理水平，把“稳”字当头做实做细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三、在作风上，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之所以能在磨难中成长、从挫折中奋起，历经磨难而不断奋发前进，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我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为主线，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高质量实施；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努力打造一支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动摇，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不断深化改革；尊重基层首创精神，积极营造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氛围；保持奋发有为的创业激情和合团结干事的良好局面。1、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就应该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要围绕“三农”工作大局，着力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乡村产业振兴，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要紧紧围绕服务“三农”大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做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经营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继续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措施和工作责任落实，健全“三农”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持续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加快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化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农业经营制度相适应的支持政策、保护措施和激励机制。

　　3、要以“抓落实、转作风、勇担当”为总要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增强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推动农业农村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抓好党建工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为主题，扎实开展基层党建“双提升”行动，进一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抓好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抓好支部建设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抓好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四、在使命担当上，要始终坚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实践的真理。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要立足实际，不照搬照抄上级政策文件。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为了群众，党的一切工作都要为群众谋利益。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主体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工作中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实际困难和愿望，针对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深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2、要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开展调查研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为了求得一条好的经验就不到基层调研指导，不能为了完成任务就到上级机关汇报材料中去填空报数字。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推动工作的重要手段，对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开展深入调查研究。要坚持求真务实。深入调查研究就要做到实事求是、不唯上、只唯实。3、要尊重群众意见，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建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接受批评和建议，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了解情况，正确地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在开展调查研究时，要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调查研究与深入实际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好调查研究的方向、重点、方法和节奏。同时，要虚心接受群众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和建议。4、要结合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途径。必须坚持创新精神，在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既讲究创新方式方法，又讲究创新成果和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才能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5、要坚持求真务实，树立务实创新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务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踏踏实实做工作。”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我们更应该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的精神作风，发扬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求真务实精神为指引，发扬优良传统作风，在实践中创造业绩。不断开拓创新，增强创造精神。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较真碰硬；要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要敢于攻坚克难，敢于克难攻坚；要敢闯

　　敢试，勇于创新；要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篇十：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2021回顾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专题党课讲稿

　　同志们：今年是2021年，再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就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以什么样姿态、拿什么样的成绩来为建党100周年献礼，是在座每名党员干部必须思考的内容。在我看来，党员干部要从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积极主动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以“党员干部要从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为题，为大家上次党课，和大家一起从两个方面回顾光辉历史、坚定初心使命。一、重温党的100年光辉历程，深刻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一个政党的初心和使命，诠释着这个党“是什么、干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根本性、方向性的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宣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贯穿我们党近百年奋斗历史的重大主题，也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懈奋斗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

　　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近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始终坚持吃苦在前、奉献在前，不惧流血流汗，乃至牺牲宝贵的生命。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8人为党英勇献身，没有一人叛党投敌。

　　得民心者得天下。红军长征出发时，百姓主动送来门板、床板，甚至寿材，几乎家中所有可用的木料都用来搭设了浮桥。在淮海战役66个昼夜的战火中，543万群众奋勇支前，男女老少齐上阵，仅小推车就动员了88万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我们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理论探索史。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和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中国共产党顺应这样的形势任务而诞生和成长。近100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一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二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三是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次伟大飞跃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1840年以来追寻民族复兴的历程中走出来的，是从中国共产党近100年艰辛探索中走出来的，是从新中国72年接续发展中走出来的，这条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今天，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要更加坚定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自我革命、勇立潮头的自身建设史。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危急关头，党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作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使党在革命中前进了一大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由此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党开展了延安整风，全党同志系统学习党的历史，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近100年来，我们党一次次勇敢地拿起手术刀革除自己的病症，一次次依靠全党同志的努力解决了自身的问题，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当前，我们正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任务。

　　

篇十一：重温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心,坚定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按照学校统一安排，学校对本次人事制度改革之后重新聘用的中层干部进行了为期2天的集中培训。培训时间尽管短暂，但内容充实，注重实效，尤其是王校长的发动报告对中层干部身上存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更是剖析透彻，切中要害，为全体中层干部今后更好的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出了明确的目标。现将培训感受总结如下：

　　一、通过培训，充分认识到本次培训的重要意义、学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学校开展与中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校正面临着大好的开展机遇——省职教攻坚方案和升高职两个大好的机遇;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办学质量和办学层次提高两个开展现实。然而，我们目前的中层干部队伍却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比方，思想作风方面存在：

　　1、学习气氛不浓，注重学习提高自身素养意识不强;2、不注重思想解放，习惯、传统、墨守成规的思想意识存在;

　　3、整体意识、大局意识、责任、奉献、拼搏意识有一定程度的弱化、降低。

　　工作作风方面存在：1、协调、沟通做的不够，工作上的衔接、协调不够;2、工作上的浮漂表现比较突出，不深入、不具体，不抓工作的落实。中层干部是学校的中坚力量，是学校改革开展过程中的先头兵，只有把中层干部这支队伍抓好了，才能带着部门员工做好工作，用新

　　的姿态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来实现学校的两个提高，抓住时代赋予我们的两个机遇。

　　二、通过培训，使我进一步增强了对学习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王校长在培训会上一再强调，中层干部要学好知识，多读书。其实，培训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是提高中层干部素质的最有效手段。21世纪是知识经济社会，其知识更新、知识折旧日益加快。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要适应和跟上现代社会的开展，唯一的方法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不断进步。通过培训学习讨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管理与创新要靠学习，只有通过加强学习，才能接受新思维、新举措，了解和掌握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只有这样，才能不负领导重望，完成学校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三、通过学习培训，使我清楚地体会到要不断加强素质、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一是要不断强化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要树立学校利益第一位,局部服从整体的原那么，始终保持健康向上、发奋有为的精神状态，增强勇于攻克难关的进取意识，敢于负责，勇挑重担，锲而不舍地做好学生管理工作。二是要加强沟通与协调，熟练工作方法。要学会沟通与协调，要善于与领导、中层干部、职工、学生进行沟通，要学会尊重别人，放下架子，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副职要当好正职的参谋助手，要围绕正职的思路，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要经常反

　　思工作、学习和生活，把反思当成一种文化，通过反思，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

　　三是要敢于吃亏、吃苦、吃气，弘扬奉献精神。“三吃〞是一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奉献精神，是社会的主流风气。为人处世要心胸开阔，宽以待人;要多体谅他人，遇事多为别人着想，即使别人犯了错误，或冒犯了自己，也不要斤斤计较，以免因小失大，伤害相互之间的感情。要树立奉献精神，树立“吃苦、吃亏、吃气〞的思想。中层干部就是要吃苦，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忍别人忍不了的事，严格要求自己。

　　四是要宽宏大量，学会包容。包容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境界，要到达这种境界，就必须拥有博爱的心，博大的胸襟，还要有一份坦荡、一种气概，包容是赢得尊重的前提，包容是人生的财富。包容不等于迁就和放任自流，包容别人的过错，是为了让别人更好地改正，与人相处要学会容纳、包涵、宽容及忍让，做到心理相容。

　　五是要注重文明礼仪，增强综合素质。文明礼仪是生活和工作的根基，是表达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具体表达，没有了文明，就没有了根本的道德防线。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文明素质，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尤其是做学生管理工作更应该注重文明礼仪，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为人师表，为学生做好示范典范作用。让文明礼仪成为学校开展的主流，让我们的学校成为文明和谐的校园。

　　六是加强作风建设，强化“两个意识〞。“两个意识〞是指忧患意识、宗旨意识。忧患意识、宗旨意识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表现在

　　政治上是一种高度的觉悟，表现在思想上是一种崇高的境界，表现在工作上是一种良好的姿态。只有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才能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只有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才能始终树立全心全意为学校效劳、为学生效劳的意识，才能不断增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才能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素质和调整好精神状态，为学校的开展献计献策，奉献力量。

　　总之，通过这次培训，既增长了知识，转变了观念，又明确了今后的工作重心和工作思路。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技能的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进一步增强大局观念，努力工作，开拓创新，务求实效，尽心尽力做好学生管理工作，为学校的开展做出自己应有的奉献。

　　20xx年5月1日5日，我有幸参加了由岳池县教育局主办，进修校协办的全县中小学中层干部集中培训，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不仅让我学到了作为学校中层干部应有的知识水平和管理技能，更让我深刻感受到作为当前的中层干部的责任感，我们不仅要树立终身学习的习惯，更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胜任学校的中层干部的工作。现就这段时间的学习做一简单总结，缺乏之处，尽请谅解。

　　一、中层干部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通过岳池一中的何主任和南街小学的付主任深情并茂的讲解，让我深刻体会到作为学校的中层干部任重而道远，我们中层干部必须具备以下各方面的能力：

　　〔一〕有扎实过硬的教学能力和认真踏实的教学态度。作为学校中层干部，我们首先必须是教育教学的一把好手，只有具备过硬的教学能力和认真踏实的教学态度，我们才能让教师心悦诚服，说话、做事才有说服力，才能让教师有所比较和效仿，也才有资格去指导和管理全校教职员工。〔二〕有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和乐于奉献的敬业精神。作为学校中层干部，我们必须要吃苦在前，要给师生做好典范、起好师范，同时要把教育教学当作毕生追求的荣耀使命。从真正意义上表达中“坚〞力量。〔三〕有一颗平常心和宽容大度的胸怀。作为学校的中层干部，我们一定要学会“容〞人，也要学习“容〞事，因为我们面对的有学校校长、学校教师，还有学生和家长，很多事和人，我们必须要学会容忍和谦让，很多事也要有宽广的胸怀去悦纳。在领导面前，我们必须当好高参，为领导献良策，同时甘当配角不冒失。在教师面前，我们要以情感人、以诚待人、公平对人、平易近人，处理和协调好方方面面面的关系。〔四〕要有不断创新的工作意识和一定的语言修养。我们的工作繁而杂，小到学籍管理，大到学校管理，如果单凭简单陈旧的工作方法，可能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更新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让各项各种有序开展。同时作为学校中层干部，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语言修养，语言艺术。该说的才说，不该说的绝对不说，我们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口。同时要注意我们说话的语言技巧。

　　〔五〕在“用〞、“勤〞、“严〞、“实〞、“谋〞五字上下功夫。自觉学习，在“用〞字上下功夫，深入一线，在“勤〞字上下功夫，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在“严〞字上下功夫，转变工作作风，在“实〞字上下功夫，开拓创新，在“谋〞字上下功夫，我们必须是一面旗帜，要全面开展，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愧对学校的中层干部的职业。

　　二、中层干部要有推进课改的责任和义务作为学校的中层干部，除具备必要的各方面素质和能力外，还必须为教改做出必要的奉献。首先我们必须要深刻理解新课改的总体要求、新课改的核心任务、新课改成功的主要标志以及新课改必须抢占的“制高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改〞什么，怎么“改〞…〔一〕课程功能的转变。要知道，我们课程无论怎么改，其目的就是实现三维一体的课程目标，就是促进人的可持续科学开展。其关注的重心就是学生，关注范围就是群众，关注内容就是学生的开展，终身学习思想。〔二〕课程结构的改革。课程结构的调整要求教师必须进行角色转变，要把教师的教转化为学生的自主合作学习。要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赛龙初中的课堂教学就很好的实行了师生角色的良好转化。只有这样，我们的三维一体目标才能得以实现。〔三〕课程实施的改革。我们以往的课程实施具有被动型、接受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很不利于学生的可持续开展，我们必须因地制宜的采取“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加快

　　课改前进的步伐。〔四〕课程评价的改革。新课程倡导的是开展性课程评价体系，

　　必须坚持开展性、多元化、形成性、主体性评价原那么，彻底拼弃以“一考定终身〞的单一评价标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的、科学的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通过这次系统的学习，不仅让我明白了中层干部应该怎么当、怎么做、怎么开展，更让我明白了新课程改革的方法与策略，让我更加坚决了以后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我们也将把赛龙初中先进的课改经验进行因地自宜推广，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奉献微薄力量！

　　按照县委组织部的统一部署，我参加了五寨县县xx年干部在线学习。时间虽然很短，但感觉培训内容非常及时有效，针对性很强，对自己进一步效劳科学开展、提升工作能力水平很有帮助。

　　相对于传统面对面式学习，“党员干部在线学习的平台〞依托网络，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这种全新方式和大量新的内容给党员干部教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当前，全省、全市大力推进转型跨越开展，阳曲县作为“太原都市圈〞的“核心区〞，将进入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期、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开展期和开展要素的集聚期。面对开展机遇，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具备鲜活的理论知识，才能高瞻远瞩，与时俱进，把握大局，为效劳全县科学开展，促进全县转型跨越做出更大的奉献。

　　一、充分认识到新时期学习的重要性，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学习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根本要求，是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开展观的客观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力武器，是新的形势下做好基层领导工作的重要法宝。学习可以促进思维创新，思维创新可以促进工作能力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开展。在三天的时间里，我认真学习了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领导干部党性教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十二五〞规划政策与解读、廉政知识教育、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政策等内容，觉得受益匪浅，感受至深。

　　二、以“改革创新、时不我待、敢于争先〞的时代精神投入到领导岗位之中，推动各项工作科学开展“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最能鼓励中华儿女锐意进取。〞要以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培育昂扬向上的工作精神。彻底改变精神懈怠、思想消沉的工作现状，切实增强危机意识、责任意识、能力意识、效能意识。要树立“要干就干最好、要做就做第一〞的思想，明确努力方向，把差距当作潜力，把压力变为动力，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用先进的文化和正确的价值观武装思想，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自己从事的工作中，尽快到达一流水平。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新时代人民公仆形象领导干部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做道德品行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责任感，弘扬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发扬严谨笃学、潜心钻研、淡泊名利、自尊自律的风气，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严以律已，宽以待人，防微杜渐，见微知著；要增强群众

　　观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效劳的宗旨意识，努力践行科学开展观，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为民造福，勤政为民；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反映客观实际，科学决策，努力促进我县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和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总之，我认为“党员干部在线学习的平台〞以生动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和灵活的方式，进一步拓展了党员干部的学习内容和学习途径，调动了党员干部的学习积极性，让学习渗透到了每个人工作和生活之中，为我们每名党员干部搭建起了一个“学得快、记得牢、用得好〞的现代化学习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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